武装押运的那些日子（徐建忠）
【纪实小说】
武装押运的那些日子
作者：徐建忠
1975年1月3日。
年底，从勐海县的工作队返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州府——景洪。我从1970年7月31日离开勐腊县南腊河引水工程水利二团大树脚二连的施工工地，参加云南省边疆建设工作队，在勐腊、景洪、勐海的少数民族山寨工作了四年多时间，在1974年底终于完成了工作队的使命，调至州级机关。
过了元旦，接领导通知，由我和另外几个人担任一项非常特殊的工作——武装押运钱币。就是把各种面额的钱币从昆明的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押运到人民银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心支行的金库，根据全州各地对现金的需求，把钱币从自治州的州府景洪押运到各县、乡镇的银行、营业所，另外再把各县银行回收的破损纸币运回州中心支行进行集中销毁。现金需求量大的时候用解放牌卡车运送，现金需求量小的时候就用北京牌吉普运送。
因为我们没涉及过武装押运钱币的工作，一听这任务，就觉得又新鲜又好奇。
领导向我们交代这武装押运钱币的任务时，神情十分严肃地说:"同志们，武装押运钱币的工作，是一项光荣而艰苦的工作。现在我们西双版纳三个县二十九个公社的钱币和有价证券的押运任务交由你们负责。同志们，我们这儿是山区，人烟稀少，有的公社的银行营业所距离边境很近，押运工作具有较大的危险性。为了完成好这项任务，提出以下要求。一、你们必须在短期内熟悉和使用你们在执行武装押运过程中的各种枪支，要进行拆装、保养和射击的训练。二、必须做好押运任务、押运地点和所走线路的保密工作，就是对最要好的朋友，最知情的亲人，也不能透露半句。三、钱币和有价证券在车上时，押运人员不得脱离岗位。"
同时，领导也宣布了押运钱币的八字纪律:"人在钱在，钱失人亡。"
"碰到有人强行拦车怎么办，我们能开枪吗？"
"如果真正碰到抢劫呢？如果不能开枪，这武器不就成了吹火筒？"
"开抢打死了人该怎么办？"
我们叽叽喳喳地提着各种问题。领导拿出了有关的内部文件，告诉我们，西双版纳大部分乡、镇都在山区，有的甚至离国境线才几百米。因为山区交通不便，如果一般的为搭车而善意拦车，你们可以持枪警告。如果恶意拦车，车上押运人员有两人同时可以证明对方有抢劫嫌疑的，可以开枪。以击伤为主。如果打死了，我们押运人员事后去当地公安机关备个案。
1975年1月4日至1月20日。
今天，我们领取了"五.四"式手枪、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烧蓝澄亮的"五.四"式手枪手在手中，左看右瞧，爱不择手。放入枪套，身上一挎，武装带腰上一扎，用镜子一照，还真神气。
领到枪支，我们便开始忙开了，毕竟参加了四年的边疆建设工作队，对枪支已经并不陌生。我们在会议室的乒乓桌上，就"哗啦啦"地把枪械的拆开了，又组装好，两天后，我们几个人可以把眼睛用黑布蒙上，拆卸、组装枪支可以做到准确无误。训练拆装枪支可以在会议室利用早晚时间进行，白天在外面训练场的草地上，以训练步枪站姿、跪姿和卧姿的瞄准为主。训练步枪时还不算辛苦，瞄准时还有个依托，只要把抢托使劲压紧肩胛，左手托稳枪身就行，这样既可以稳定枪支，又能防止实弹射击时枪的后座力击痛肩部。训练手枪瞄准时就不同了，握枪时要求手臂平直，我们还要在手腕关节处吊上一支步枪，而且一瞄就是半个来小时，以此来训练手枪握姿的稳定性。半天下来，胳膊肘又酸又胀，弯都弯不过来，吃饭只能使用左手，那滋味实在不好受。
我们平时训练还是挺刻苦的(这是我们自夸的)，训练结束，就是实弹射击。在靶场进行实弹射击时，步枪我们打靶的成绩每发子弹均在8环以上，还算可以，"五.四"手枪不大好打，那枪击发时的后座力大，每打一枪，整个手会往上抬90度，真不好控制。当时实弹打靶五人为一组。打靶时，有个姓陈的朋友不知道怎么搞的，子弹射出去后不知飞向何处，我们进行的几次实弹打靶，他都一个样，连靶边也碰不到。于是，我们同一组的商量好，把他安排在中间打3号靶。射击时我们两边的射手偷偷移动枪口，悄悄地为他的3号靶上送上两颗子弹，最终全体合格，皆大欢喜。
当时，在景洪的朋友对我们武装押运钱币的工作十分羡慕，说什么背了手枪，坐着北京吉普车，在全州的各县各乡到处跑，真神气。其实，他们这样说也太片面了。要知道在这风光的背后，有着我们多少的酸甜苦辣。
1977年雨季。
景洪县银行下属小街营业所、大勐龙营业所现金短缺，已经严重影响所在地区农场的生产和职工发工资，急需现金。我们接到通知后，立即办好现金出库的相关手续，由金库工作人员把钱箱装上了北京吉普车再经我们清点无误。因为当天就可以到达，便由我和驾驶员柳叶青、张三其三人押运。我们挎上 "五四" 式手枪，坐上吉普车，冒着大雨离开景洪城区，向小街、大勐龙方向驶去。
我们的车经过嘎晒坝子不久，便沿着这条简易的砂石公路进入了山区。虽然小街、大勐龙离景洪不算很远，但已属于山区，若在平时，沿着这一条砂石简易公路绕山而上，因为路况差，车速也不能快。早上出发，中午到达小街。午饭后继续行驶，到达大勐龙时已近黄昏。
山区的砂石公路路况极差。天晴时车辆驶过，车后会扬起一阵阵黄色的灰尘，像车的尾部放了烟雾弹。可一到雨季，这路上就坑坑洼洼，车辆通行十分的困难。这天中午，我们到小街后，把小街营业所的钱币卸下匆匆吃过午饭，便沿着绕山公路往更高处行驶，去大勐龙。
大勐龙在山那边，必须翻过那座山才能到。去大勐龙的山路更难行，连续的几天的下雨，本来不平的道路更加坑坑洼洼，只见二道很深的满是黄泥浆水的车辙印，蜿蜒向前伸去。路上也没见有车辆冒险行驶，只有我们这辆吉普车，在风雨中一路颠颠波波，车轮不停打滑。终于，车子被陷在路坑中不能动弹了。
总不能让这一吉普车的钱在山路上过夜吧？于是，我和张三其下来冒雨推车。可这车轮陷入了深深的车辙中，连车底盘也卡住在凸起的路脊上，驾驶员一踩油门，光见车轱辘打空转，不见车子动一动，飞转的车轮带起的泥浆水，溅了我们一头一脸。再说这一段又是上坡路，如何能推得动？想着把车上的钱卸下来？可天下着大雨，人在雨中淋着推车，即使淋湿了也问题不大，可这刚出金库的钱，外面只是用木条板箱包装，里面才用一层薄薄的柏油纸封的，怎经得起雨淋？
"山边有碎石，快拿来垫车轮下。"驾驶员柳叶青也下了车，和我们一起搬了不少碎石块，在车轮下垫好。接着，他坐上驾驶位，发动了车。
"一、二、三!"我们一齐用力猛推，吉普车挣扎了几下，终于爬出了那道深深的车辙坑。我们的驾驶员柳叶青再也不敢沿着车辙印开了。他灵巧利用吉普车前后四轮驱动的特点，让车轮行驶在车辙边的略高处，缓慢地爬行在山道上。
我们坐在车上，终于松了口气，正在用毛巾擦干满头的雨水，突然，车辆一个急刹车，把坐在车后钱箱上的我吓了一大跳。
"怎么回事？"我问。
"妈的，路太滑，差一点滑下山沟。"柳叶青吓得脸色煞白，死死地踩着刹车。
我和张三其跳下车一看，只见吉普车的左前轮已经腾空，整个车身也已经倾斜。再向外侧的往下面看去，是二、三十米深的山沟。我们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如果柳叶青的刹车再晚一秒钟，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事后我们想想都有些害怕，说是就差那么一点，我们没当上革命烈士。
我和张三其马上搬来大石块卡在车轮前头。然后俩用手使劲顶住车，然后让柳叶青松了刹车，把车倒入了路中央。就这样，一路上我们惊出了一身又一身的冷汗。等我们最后到大勐龙时天已很晚，我们在营业所卸下钱币后，马马虎虎吃了点晚餐，就早早入睡。第二天仍在下雨，我们可再也不敢冒雨下山，一直等到第三天雨停了，路面略干些后才下山返回景洪。这次也让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上山不易，下山更难。
一个月后，还是这个雨季中。
我们在昆明的省分行提了满满一卡车的钱，返回景洪。
西双版纳地区因为有大量的农场知青和插队知青。他们当中，除了一部分是当地"老三届"上山下乡的知青外，绝大多数是昆明、四川、上海、北京的知青。每次知青探亲，都会带走不少现金，所以，会造成现金发行量大，现金的回笼小，需要我们经常去省银行提取现金，以保证全地区对贷币的需求。
按正常的速度，从昆明出发，第一天晚上歇元江大山顶的小镇上，第二天晚上歇元江大山脚下的墨江县城，第三天晚上歇思茅，第四天就可以回到景洪。这四天中，按规定驾驶员负责除下车买饭菜，押运人员不得离开卡车，吃睡都在车上，就连方便也得一人一人的分期分批，否则不得离车。
离开昆明时天还好好的。在玉溪吃过午饭，车刚驶上元江大山的盘山公路，天就下起雨来，也正好应了民间的那句戏言:"云南十八怪，东边下雨西边晒"。我们的车驶上元江大山顶时，雨越下越大，大暴雨造成了大面积山体滑坡，把前面驶向景洪的一段公路冲断了，为了钱币的安全，我们想调头驶回昆明的省分行。后面开车驶上来的司机告诉我们，回昆明的公路也被山体滑坡冲断了。
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停留在元江山顶的那个小镇上，看守着这一卡车的钱了。当时我们就苦笑着说，这下我们的武装押运改行成武装看守了。
这元江山顶上小镇才有三十来幢房子，当时由于前后两边的滑坡，电源也断了，电话线也断了，不能发电报也不能打电话，对外中断了一切联系。幸好这小镇上还有个小饭店，来往吃饭、住宿的客人也不多，我们也不至于挨饿。米饭足够供应，只是菜马虎些，就一锅大锅菜，但总比没吃的强。
只是辛苦了我们的卡车驾驶员，一日三餐把饭菜买来送到我们手上，等我们吃好了还得由他去饭店还碗筷。我们十分过意不去，要自己派人去买饭菜，都被他拒绝，说:"只要钱在车上，这儿就是你们的岗位，你们谁也不能离开，买饭买菜由我去。如果押运任务完成，等我们空车了，到时候你们再服侍我。"
晚上，我们把车厢内的钱箱尽量放平，铺上随车携带的被褥，驾驶员和一个押运员在前头，我和另一个押运员在后头，就这样，高高的元江大山顶上，我们抱着枪支，在一卡车的钞票上睡了将近半个月。
由于消息不通，把省分行和州中心支行的领导们吓得不轻，担心了半个月，直到十五天后我们装满钱的卡车平安驶回景洪，他们才得以放下心来。
1978年7月10日，阴雨。
近来，国境线一带与某关系日趋紧张，我们也已接到上面通知，清理好各种文件，清理销毁或者集中打包，一旦情况恶化，随时准备向澜沧江北撤离。景洪城内的气氛也十分紧张，食品商店内的饼干等方便储存的食品也已经脱销。但是我们的武装押运任务一刻也没有耽误。
昨天，我们押运半卡车的钱币去勐腊县银行。这县级公路的路况要比乡级公路好许多，路面上浇了一层沥青，撒上些碎石瓜子片，上面用压路机一压，就成了简易的柏油路。公路平整了，车速也就快了不少。在汽车沿公路开过小勐仑山的最高处时，突然车子跳起来近一米高，车箱内的木钱箱都跳起来砸到了车顶的蓬布，也把我们砸得哇哇直叫。下车一看，原来路中间有个二、三十公分深的坑，因为驾驶员的视线被山顶上公路最高处的路面挡住了，没发现，对着坑坑直接驶了过去，差点没把我们的车颠翻。
刚颠过没多久，我们的车又停了。前面路中央横着一棵大树，旁边站着四五个知青打扮的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想强行搭车去几十公里外的勐腊县城。当看到我们握着手枪跳下卡车时，他们尴尬了，连忙移开横在路中央的树木，让我们通行。
因为自己也曾经有过当知青的经历，想当初，我们从大树脚到勐腊县城二十公里，还要当天来回，这里头步行的辛苦我十分清楚，因此，对他们是很同情，对他们的做法也很理解。但我们毕竟是在执行押运任务，即使再同情再理解也决不能违纪，只能好言相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在他们也比较拎得清，看到我们全副武装，也不会强行登车。
今天下午从勐腊返回景洪，有几个哥们请我去聚聚，他们告诉我说要去河口接近越南国境的那边，这次聚了，只有等到他们回来再能聚了。部队调防十分正常，于是我们在"迎宾酒家"叫了些菜，要了两瓶酒。酒后便握手告别，相约回来再见。
1979年1月12日，晴天。
今天，给勐海县的勐阿公社运钱。半路下来吃午饭，车在饭店门口停下，我提了手枪刚进饭店准备给车上的押运同事买饭，却被一个穿警服的公安人员拦住了，看他的年龄和模样，应该是县公安局的一位领导。因为，在我们的北京吉普停靠前，饭店门前已经停了一辆北京吉普了。
"你是上海人吗？"警察抛出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是啊。怎么啦？"我有点稀里糊涂。
"上海人？谁让你们背抢的？你有持枪证吗？"
"我没有持枪证。"听到上海人不能背枪这句话，我晕了，着实让人哭笑不得，就故意逗他。其实持枪证就在衣兜里。
"没持枪证就把枪缴出来。" 说完，他向我伸出了手。
"给。"我把枪递过去。就在他接枪的时候，我又把拿枪的手缩了回来，向饭店门口示意了一下，说:"等等，你把门口那车送到勐阿，车上的东西你用脑袋担保。还有，你在缴我枪的时候，应该想一想自己后果。"
他向外望去，饭店门口，我们的吉普车门已经打开，我那留守在车上的同事，早已手持五.四式手枪，把枪口对准了他。
"这……你们……"他一看这情景，傻眼了。不过，在大庭广众下觉得下不了台，说，"你们以后到下面来，是不是应该穿好服装，也不要留那么长的头发。"
"我们可没有接到在执行任务时，对服装和头发长短的有关规定。"其实我知道这次出来，打扮的像上海在西双版纳的知青，穿小裤腿，留长头发，把枪甩在肩上，那样子是有点过分。
从勐海县的勐阿返回景洪，已是下午五点，我拿了饭盆正要去州革委大食堂打饭，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响了。是半年前分别的朋友打来的。他们在电话中告诉我，已经从前方返回，晚上在老地方聚聚。朋友半年多不见，相聚当然是件高兴的事儿，我当然也不能空了手去。便买了条"红塔山"香烟，提了军用水壶中满满一壶52度的苞谷白酒，骑了个单车直奔"迎宾酒家"。
来到酒家，只见小四川和猴子俩人脸色凝重地在张罗酒菜。
我把烟和酒放在桌上，问:"小四川，怎么不见阿王、小老头、光头？他们几个人呢？"小四川和猴子见了我，忙走上前来，三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阿王他们呢？"
"他们……"我顺着小四川的目光往酒桌那边看去，只见酒桌上每只酒杯前，放着一个鲜红的五角星帽徽。我心中猛地颤抖起来，难道他们……
小四川和猴子告诉我，一个月前，他们在离国境线不远的猫耳洞驻守。有一天，一伙越南的武装人员越过国镜线，枪杀正在山上劳动的我国边民。小四川他们出击相救。老百姓得救了，入侵者消灭了，可是小老头、阿王、光头他们却倒在了血泊中，全班只有小四川和猴子活着。
望着眼前的红星，我扭开了军用水壶的壶盖，默默地为小老头、阿王、光头他们斟上酒。心中祈祷着:"弟兄们，你们是真正的英雄。今天我们送你们一程，天堂没有战争，你们一路走好。"
结束语:没过多久，我回到了阔别十年的上海。如今，回想起那几年在我们的武装押运下的这些个事儿，想起那些个睡在钱币上的日日夜夜，心中不免会升腾出一种自豪的感觉。不论环境如何，我们每次都能平安把钱币送到目的地，特别是一九七八年下半年，中越边境摩擦加剧，但我们仍旧义无反顾，车上装着钞票，穿插在离国境线很近的一带乡镇，圆满地完成了当时的西双版纳地区现金发行任务。
作者简历
徐建忠，男，上海知青，笔名:海上清风，文学爱好者。1953年出生，1969年12月赴云南水利二团，1970年7月调至云南省政治边防和阶级复查工作队，1975年初调人民银行西双版纳中心支行工作，1979年回沪。在文化系统工作多年，1984年参加了上海市基层创作人员的编剧进修。期间，创作过舞台剧本、小说、故事和歌词。被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上海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等联合授于故事家。短篇小说《饭局》《古镇》《酒家》《戏说乾隆下江南》《猫耳洞日记》《小黑》《常回家看看》《寻父》和二十余篇绝句小说散见于《中国电影报》《中国新闻网》《华东文学》《浦东文学》《山东文学》等报刊杂志，故事《为什么不爱她》获上海市第八届故事会串二等奖，散文《拷浜头》获叶辛文学馆首届大型征文用文学留住乡愁二等奖。著有长篇小说《南腊河畔的青春》《摇曳的凤尾竹》(合集，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作家书系第四辑)和短篇小说集《酒家》(文汇出版社-长三角文丛)。目前是《华东文学》(小说)编辑，《浦东文学》(小说)编辑，上海市浦东新区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作品荐读
【随笔】写在小说《南腊河畔的青春.摇曳的凤尾竹》出版之际（徐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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